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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罂粟壳”为何屡禁不绝？******

　　火锅、羊肉汤、卤制品成添加罂粟壳重灾区

　　“舌尖上的罂粟壳”为何屡禁不绝？

　　在火锅汤料、卤味熟食中添加罂粟壳，几乎已成为不少餐饮从业者为吸引顾客铤而走险的公开秘密。

　　2月1日，四川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一起典型案例，米易县一家羊肉汤锅店主余某在羊肉汤里掺罂粟壳，将煮出来的羊肉卖给顾客食用。最终，法院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被告人余某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

　　记者梳理100余起案例发现，火锅、羊肉汤、卤制品等都是添加罂粟壳的重灾区。多数被告人供述称，加罂粟壳在食品中是为了“提味增鲜”“吸引顾客”。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被告人系初犯，犯罪情节较轻，适用缓刑多。有专家曾发文指出，在食品中添加罂粟壳犯罪之所以泛滥，关键在于违法成本过低。

　　案例：

　　为了吸引更多顾客

　　羊肉汤锅加罂粟壳

　　40多岁的余某家住四川省米易县，他与妻子在当地经营一家羊肉汤锅店，主要售卖羊肉汤锅和羊肉米线等。2021年9月中旬，余某感觉身体不适，刚好店门口来了一位卖中草药的老人，他便叫老人配了两副中药。配完药后，老人告诉余某，在羊肉汤中加入罂粟壳，能够让羊肉汤和羊肉味道更加鲜美。

　　为了吸引更多顾客，他便花了30元钱，在老人那里购买了3颗罂粟壳。2021年9月21日晚，余某在准备煮羊肉的香料包时，把3颗罂粟壳搓碎后添加在料包里。次日早上，他把添加了罂粟壳的料包放在锅里和羊肉一起煮，然后给顾客食用。

　　后执法人员将余某售卖的羊肉汤查获并送检，检验出含吗啡143毫克/公斤，检测结论不合格。余某如实供述其在羊肉汤中添加罂粟壳的犯罪事实。

　　探因：

　　为何屡禁不止？

　　利益驱使、违法成本较低

　　据悉，罂粟壳属于国家公布的《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品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中的物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应当认定为有毒、有害的物质。

　　不容忽视的是，罂粟壳食用后或对人体产生危害。此前，有执法人员向记者介绍，罂粟壳是毒品原植物，里面含有可待因、吗啡等物质，如果长期食用的话，会造成人注意力和记忆力功能衰退，严重时可能对神经系统、消化系统造成损害，出现内分泌失调，甚至导致呼吸停止而死亡。

　　2021年5月，四川攀枝花市西区，一家羊肉米线店为了招徕顾客，连续两天将家中存放的罂粟壳粉，添加在羊肉汤内供消费者食用，有群众吃了米线之后尿液检测呈现阳性。

　　违法添加罂粟壳为何屡禁不止？归根结底是利益的驱使。记者梳理相关判例发现，多数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称，加罂粟壳在食品中是为了使其味道更好。他们之所以铤而走险添加罂粟壳，是因为听闻：“在食品中加入罂粟壳能增加食品的鲜味，甚至让人上瘾，增加回头客。”

　　2018年，《人民检察》发表的《在食品中添加罂粟壳犯罪问题实证分析——以40起案件数据为样本》指出，在食品中添加罂粟壳犯罪之所以泛滥，关键在于违法成本过低。司法实践中，由于“罂粟壳”案件缓刑适用率偏高，再加上判处的有期徒刑刑期有限，大大降低了行为人的惩罚成本。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江龙

新岁访巴金******

　　中新社记者 谷苇

　　又是一个春天开始了，踏着霏霏细雨，来到巴金的家里。他刚从北京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会回来，照旧“闭门谢客”，继续他的写作生活。

　　也许是江南的春寒，最难将息。这位78岁的老作家偶患微恙，有点“感冒”。但看他从楼上工作室下来，脚步还是轻快的。

　　在他的客厅坐定，先谈到了最近在北京参加作家协会理事会的感想。他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前景，显然是乐观的。他说：现在有一批中青年作家很有希望，他们在埋头苦干，有思想，有志气。他又重复他说过不止一次的那句有名的话：“一个作家，总还是要看他的创作。”

　　“我自然还要写作，只是做得慢些。”谈到新一年的愿望时，巴金说：“那几项工作，总要把它做完。但也不是一年都能做完的。”巴金的“几项工作”，确实都在进行着，不过有的项目进行得快一些，有的项目则进行得慢些。

　　为香港《大公报》所写的《随想录》，已出版了两集。巴金原想在80岁以前，以5年的时间写完五集。现在正在写第三集中的一些文章。他说：“不管这些文章发表与否，我总把它写出来，我是为祖国和人民写作，我写的是我心里想说的话。有些文章也许马上不一定发表，但将来还是会发表的。”

　　读者们当然也很关心他的小说创作进度，巴金正在写着一部长篇小说《一双美丽的眼睛》。不过作家没有透露他的具体进度，问到“大概写了几万字了？”巴金微笑着回答：“这很难统计，反正在写。一定要把它写完的。”

　　“《创作回忆录》早已写完了。原来打算写10篇，结果写了11篇，都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过了。不久以前，香港三联书店已把它印成了单行本。”说着巴金自己走上楼去，拿了一本新书下来，签上名，送给我。这确是一本好书，不论是书的内容，还是书的印刷、装帧和设计。正像有的评介文章所说的那样，这本书“除了是一份记录巴金创作道路的珍贵资料外，还是一首充满了真情的长篇散文诗。”读过这些文章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接着自然就谈到了作家正在译述的赫尔岑的回忆录，那部有名的《往事与随想》。第一本已于前两年出版，现在巴金正在继续其余四本的译述工作。对于这样一部卷帙浩繁，长达150万字的巨著的译作是否能够如期完成，确是有不少朋友为之担心。但是，重要的是译述者本人的态度——巴金始终是充满信心的。“因为种种原因，可能完成得慢些。比原定的计划……”所谓“种种原因”不外乎每年都可能有的、应邀去外国访问的任务——比如近几年来他已先后到法国、日本、瑞典、瑞士等国家访问过。这还不包括另外一些热情邀他去作友好访问、讲学、小住创作的国家。比如美国的“国际写作计划”中心的主持者聂华苓女士和诗人安格尔，在来华访问时，都曾热情提出邀请。但由于实在安排不出时间来，巴金都只好谢绝。此外，当然还有一些“非开不可”的会议。

　　当然，“开会”与写作是“两者不可兼得”的。有时为了开会，就不得不一再推延自己手中的工作。有时，还不得不应付一些报纸、刊物、出版社的“盛情约稿”。尽管多数编辑是同情、体谅作家的苦衷的，但在“一约”、“一谢”的过程里，总又得占掉一点时间。

　　谈到这几年国内外出版的巴金的著作，作家显然不愿意多谈什么，因为这在报纸上是经常有及时的报道的。巴金只说了一件事：四川的出版社决定出一部十卷集的《巴金选集》，第一卷今年就可以出来了。这部选集是巴金自己选编的。

　　“不是有一部十四卷集的《巴金文集》吗？是否可以再版呢？”我倒是一直很喜欢这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集，为了这部被张春桥、姚文元之类称作“十四卷邪书”的文集，巴金在已过去的“十年长夜”里吃够了苦。

　　“那部文集不想再版了。对读者来说，恐怕倒还是这部选集有用些，它包括了我解放以后30多年来的一些作品。至于文集，也许对一些专门做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人有用些，不过总可以借来看的。所以，我不愿意它再版了。”对于出书，巴金总是首先为读者的需要着想。

　　早在几年之前，巴金就倡议要建立一个“中国现代文学馆”。不论是在法国，或是在日本，看到别的国家所建立的文学资料馆，巴金总想到自己的祖国的文学历史资料是多么的丰富和宝贵，它又是多么地需要有一个专门的资料馆来从事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并为文学研究工作者提供工作上的方便。现在他的倡议，终于在逐渐有可能变成事实。国家的文化部门和许多作家，都热情地支持、拥护巴金的倡议。周而复把这个倡议，称作“一个迫切的倡议”，并且写了一封充满感情和提有具体建议的长信给巴金。茅盾去世之前，也决定把他的长篇小说《夕阳》(后改名为《子夜》)的原稿等等捐给未来的资料室，以表示他对巴金这个倡议的最有力支持。至于巴金自己，他早已准备一俟“中国现代文学馆”有了房子，就立即将自己所有著作的手稿，个人所藏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包括许多珍贵的、著名作家亲手题赠“初版本”书籍)，以及他与国内外文学家往来的书信等等，都捐献给文学馆。除此而外，他还带头捐献了一笔为数不小的钱，为文学馆的建成“助以一臂之力”。

　　现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牌子已请叶圣陶先生写好了，正在物色合适的房子。

　　谈话的时间不算短了，应该让尊敬的作家稍事休息了。告别时，巴金坦率地笑着说：“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早就想把我搞死了。但我终于活了下来，这是“幸免”，也是“幸存”，所以我总是把这些年来的时间当作偶然的所得，因此也格外珍惜。我要把这些时间用来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做点事情，当然，首先就是写作。其次，就是为自己“料理后事”，我不想立什么遗嘱，只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把有些事一样一样处理好。比如把自己的藏书分门别类地捐献给国家，让它们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去。比如主张办文学馆，尽自己的努力促其实现。还有我的稿费，也不想留给子女，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我要把它用在有益于国家建设、文学发展的地方。我希望能顺利地办完这些事情。

　　看着眼前这位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作家在“戏言身后事”，并不使人觉得有丝毫的好笑，倒觉得这正是作家的真诚和坦率。

　　我由衷地祝愿巴金长寿、健康。

　　(中新社上海1982年4月电)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