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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彩票2023-09-06 17:48

去年银行结售汇和涉外收支双顺差 2023年跨境资金流动将更稳定******

　　本报记者刘琪

　　1月18日，国家外汇管理局(下称“外汇局”)公布2022年12月份及全年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按美元计值，去年12月份，银行结汇2092亿美元，售汇2022亿美元。2022年1月份至2022年12月份，银行累计结汇25709亿美元，累计售汇24635亿美元。

　　按美元计值，去年12月份，银行代客涉外收入5279亿美元，对外付款5048亿美元。2022年1月份至2022年12月份，银行代客累计涉外收入62517亿美元，累计对外付款61753亿美元。

　　“2022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应对超预期因素冲击，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增强，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外汇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表示，展望2023年，外部环境仍存在不确定性因素，但国内经济有望总体回升，我国外汇市场有基础、有条件保持平稳运行，跨境资金流动将更加稳定。

　　近期外资参与境内证券市场

　　保持活跃

　　王春英表示，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全年总体均衡，主要有几方面特点：第一，全年银行结售汇和涉外收支均为顺差，外汇市场供求保持基本平衡。2022年，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支顺差规模分别为1073亿美元和763亿美元。近期，在内外部因素共同推动下，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更趋平稳，2022年12月份银行结售汇和涉外收支均为顺差，分别为70亿美元和231亿美元。综合考虑其他供求因素，2022年我国外汇市场供求总体保持基本平衡。

　　第二，外汇市场预期总体平稳，市场交易理性有序。在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下，远期和期权市场反映人民币汇率预期的相关指标变动幅度可控，没有出现持续较强的单边走势，说明市场主体汇率预期保持总体稳定，市场主体结售汇和涉外收支行为理性有序。市场主体结汇意愿基本平稳，总体保持“逢高结汇”的理性交易模式。

　　外汇局公布数据显示，2022年结汇率(即客户向银行卖出外汇与客户涉外外汇收入之比)为67%，较2021年提升1个百分点。企业积极使用自有外汇对外支付，持汇意愿较为稳定。2022年11月末，企业、个人等市场主体的境内外汇存款余额6396亿美元，较2021年末下降562亿美元。

　　第三，货物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等资金流入发挥了稳定跨境资金流动的主导作用。2022年，我国货物贸易跨境资金净流入规模创历史新高，较2021年增长45%，体现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韧性。外商直接投资资本金项下资金净流入保持较高规模，显著高于疫情前2019年水平；另据商务部统计，2022年1月份至2022年11月份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781亿美元，同比增长12%，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前景以及巨大消费市场对外资吸引力仍然较强。

　　第四，近期境外投资者持续恢复对我国证券市场投资。据外汇局统计，2022年12月份，境外投资者净增持境内债券和股票分别为73亿美元和84亿美元。从最新的市场数据看，近期外资参与境内证券市场保持活跃，2023年1月份上半月净买入境内股票、债券合计约126亿美元。

　　外资将继续稳步投资

　　我国证券市场

　　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2022年我国外汇收支形势保持总体稳定。王春英表示，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经受住了考验，人民币汇率在全球主要货币中表现相对稳健，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更趋均衡，这主要得益于两大支撑因素，表现为两个“韧性增强”。一方面，国内经济尤其是涉外经济发展韧性增强，国际收支稳健运行得到有力保障。另一方面，外汇市场韧性增强，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得到较大提升。

　　对于2023年我国外汇收支形势，王春英认为，外部环境仍存在不确定性因素，但国内经济有望总体回升，我国外汇市场有基础、有条件保持平稳运行，跨境资金流动将更加稳定。

　　“国内经济基本面是稳定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的决定性因素。”王春英表示，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随着优化疫情防控、稳经济增长等各项政策效果持续显现，2023年我国经济运行有望总体回升。主要国际组织等机构的最新预测数据显示，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大环境下，我国可能成为唯一呈现经济增速回升的主要经济体。同时，我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提高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水平，加大吸引外资力度，也将继续为跨境资金流动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此外，近期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数据回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货币政策紧缩节奏可能有所放缓，相关溢出影响将边际减弱。

　　“2023年我国跨境资金流动主要影响渠道有望更趋平稳。”王春英表示，一方面，经常账户将保持合理规模顺差，继续处于均衡区间。货物贸易项下，随着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现，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基础将更加坚实，同时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区域贸易合作的持续推进也有助于提升货物贸易产品竞争力、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及发展跨境贸易新业态，我国货物贸易有望保持较高规模顺差。服务贸易项下，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生产性服务贸易尤其是计算机信息服务、商业服务等新兴服务业快速发展，将带动相关服务贸易出口增长。

　　另一方面，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动有望更加稳定。王春英表示，外商来华直接投资保持稳步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继续合理有序，直接投资将总体延续顺差格局。近年来我国外债结构优化，企业跨境融资波动性降低，未来仍会延续平稳走势。在我国经济增速企稳回升、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增强，以及人民币资产避险属性凸显等因素支撑下，外资将继续稳步投资我国证券市场。(证券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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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中外对话 | “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北京6月8日电题：“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记者阚枫

　　当“老龄化”伴随“少子化”，“一老一少”成了很多国家面临的世界性难题。

　　2021年的中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亿，占全国人口的14.2%，已达到“中度老龄化社会”的指标。

　　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遇到“银发浪潮”，如何将“老年负担”变“长寿红利”，这是中国必须攻克的大课题。

　　环视全球，西欧是最早开始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地区，而亚洲国家中，日本、韩国都有应对老龄化的丰富经验，东西方社会可以给中国提供哪些“他山之石”？

　　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林玲子，韩国东国大学原社会学教授、中国研究所所长金益基，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和荷兰跨学科人口研究院(NIDI)访问学者、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教授、老龄化中心主任贝斯图与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展开对话。

　　专家们表示，老年人群并非社会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激发人力潜能。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现实，充分利用所拥有的人力资源，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与人口数量相比，人口政策更重要

　　杜鹏：对于老龄化，中国舆论中出现了对人口抚养比和经济增长动力削弱的忧虑情绪。在人口政策调整和社会配套跟进方面，日韩两国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中国的经验之谈？

　　林玲子：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发挥人力潜能。一个能够充分发挥现有人口能力的政策，比单纯的人口数量更重要。亚洲国家必须适应逐渐增多的老年人口，从而相应地调整政策。

　　金益基：韩国社会已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口变化的主要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开始下降。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计生政策等社会经济因素都对韩国人口变化产生了影响。1996年开始，韩国政府改变了政策风向，由限生转向促生，但这为时已晚，日本和韩国的促生政策都没有收到实效。

　　杜鹏：贝斯图教授在新近的学术论文中认为，如果人力资本得到快速增长，低生育率可能不会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持续发展构成大的障碍。能否概述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

　　贝斯图：这是基于沃尔夫冈·卢茨提出的“人口新陈代谢”概念得出，即一个人口老龄化社会，如果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人们的技能水平相对更高，且人力资本的改善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提高，这种人力资本的转变就可抵消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结构现实，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而不仅仅是创造和要求更多的人口资源。

　　让年轻人生孩子，什么才是他们最想要的？

　　杜鹏：应对低生育率，世界不少国家的经验大致分三个方面：从产假、育儿假等方面给予时间支持，从津贴、减税等方面给予经济支持，从托育照护等方面给予服务支持。从大家的经验观察，年轻人想要的是什么？

　　林玲子：日本人尤其是男性，通常工作时间很长，所以日本一直以来都尝试着对工作风格、工作方式进行改革。但是最大的影响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居家办公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尤其是2021年，结婚率上升了。如果远程办公、弹性办公方式继续下去，可能会给年轻人创造比较好的条件。除此之外，产假和陪产假，还有诸如津贴等经济支持也很重要。

　　金益基：韩国政府效仿北欧国家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但是韩国政府没有做到为工作女性提供充足的福利，甚至对男性来说也没有一个切实有效的环境(提高生育率)。提高生育水平，弹性工作和陪产假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韩国年轻人最想要的。

　　贝斯图：工作单位政策必须要和国家政策同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同时也要在家庭内部平衡男女角色，男女双方都应在照顾孩子和家务中作出同等贡献。

　　少子化和低生育率本身，与其说是一个生育问题，不如说是社会其他问题的表征。比如年轻人要照顾孩子、父母、伴侣的父母，压力太大，政府确实想支持生育，但要想达到目标，可能要先在老年护理领域投入资金，去分担劳动年龄人口肩上的担子。

资料图：一些孩子在家人的带领下走进农田参与劳动。中新社发王俞摄图片来源：CNSphoto

　　应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杜鹏：老年人群并非社会的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开发“银发资源”方面，日韩的经验能给中国带来哪些启示？

　　林玲子：不能认为老年人寿命的延长会带来社会负担。日本人口确实是在减少，但预期寿命每年都在延长，这就意味着，增加的老龄人口放缓了整体人口减少的趋势。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人口确实在减少，但是如果考虑到健康的老人数量在增加，那么实际劳动人口并未大幅减少，我们要做的是促进就业，促进老年人就业。

　　金益基：韩国正制定各种计划为老年人创造就业机会，制定了各种扶持计划。我们成立了韩国老年人力开发院，全面统筹相关工作，该机构正致力于为老年人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杜鹏：贝斯图教授近期在文章中写到，中国要适应人口格局的巨大变化，逐步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西欧国家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

　　贝斯图：每当讨论老龄化带来的负担时，我们必须准确地定义“负担”所代表的实际含义。我之所以谈到这种人力资本红利，是因为如今的年轻人与50、60、70年前的年轻人有很大不同。他们所掌握的技能、面临的机遇，如果被转化为更高的生产力，实际上就可以产生这种红利。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改进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结构，而不是把老年人或60岁以上的人群割裂出来看待。

资料图：辽宁沈阳一公园内，一群爱好冰球运动的退休大爷组建冰球队进行比赛。

　　如何让人们接受“延迟退休”？

　　杜鹏：当前，“延迟退休”是中国社会热度较高的话题，其他一些国家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如何在全社会达成延迟退休的共识？又如何做好配套制度安排？

　　贝斯图：在英国，退休和养老金之间的联系已不那么紧密，没有所谓的退休年龄。你的公司不能强迫你在60岁或65岁，或其他任何年龄离职，除非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正当理由。这与养老金年龄不同，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仍然是固定的。所以，你可以选择退休，选择离职，但你无法在特定年龄之前领取养老金。这可以防止人们在他们真正想离职前就被迫失去工作。

　　人们说这会剥夺年轻人的工作，让人工作到六七十岁会增加年轻人口的失业率，但我认为这种说法缺乏证据，我们应该考虑人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如何承担不同的工作。

　　林玲子：我们必须区分退休年龄和领取养老金年龄。日本正将养老金领取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但我们决定不再往后延迟，因为保持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很重要，这样人们才会信任它。目前，我们可以选择从70或75岁开始领取养老金，如果延迟领取，获得的养老金会更多。

　　至于退休年龄，必须让它变得灵活，这样未来工作市场才能更灵活。我们可以为人生设立一个“第一工作阶段”，从20多岁到50岁，这个阶段，我们会结婚生子。到了50岁，孩子长大成人，就可以开启“第二工作阶段”，从50岁开始积累新的经验。我们可以工作到60岁或70岁以后，甚至80岁或100岁。这种退休年龄的设定是创造新型社会或适老社会的关键。(完)